官军照样无能，清军反倒越来越强，李自成更由战略性流窜转为战略性进攻，正从西安一路向北京进军，而支持辽饷的杨嗣昌本人也在与张献忠的作战中失利自杀。

　　直到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前的二十多天，有一位科道官写了份奏疏替皇帝检讨了一下过往政策，认为征加辽饷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祸国殃民的闹剧。

　　幸亏杨嗣昌当时已经为国殉职了，倘或杨嗣昌不死，皇帝也一定该追究他提议征加辽饷的责任。

　　当时崇祯皇帝看了那份奏疏之后，为此同当时的内阁辅臣蒋德璟吵了一架，结果是蒋德璟引罪辞职，崇祯皇帝也取消了练饷。

　　倘或从帝王史观来看，崇祯皇帝无疑是值得被同情的。

　　他刚登基的时候只是被底下人看作又聋又瞎，不想当了十七年皇帝，最后在大臣们眼中成了一个是非不分的低能儿童。

　　朱翊钧虽然承认皇帝大多是个聋瞎人，但他也不愿被大臣当作患有认知障碍。

　　不过从平民的视角来看，崇祯皇帝任由官僚搜刮了巨量白银也还是没为朝廷练出兵来，反倒把天下百姓全部推到了反贼的那一边，确实属于自作自受。

　　在一个农业社会中，土地和人口是密不可分的两种社会因素。

　　一般而言，田地负担越重，苛捐杂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钱，放弃田地的流民就越多，粮食就越种越少，饥荒就越来越严重。

　　倘或再加上封建社会的属性，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还要添上皇帝的好坏和贪官污吏的多少这两条。

　　换句话说，土地价格可以近似地看作官府对百姓压榨程度的浮标，官府压榨越狠，土地价格越低，流民就越多，反贼的队伍就越壮大。

　　而经过崇祯皇帝的四次加征辽饷之后，明末的土地在顾炎武的书中是这样的价格，“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即总共值银七八两的地，朝廷要求收缴的税收就多达十两，将近土地本身价格的一点五倍。

　　这种情况下，地当然是不能要了，因此明末农民即使是没有遭受灾荒的，遇到这样重的地税，也纷纷弃田而走，成为反贼队伍的一分子。

　　于是崇祯皇帝的加饷平贼成了一种反向效果，皇帝筹饷的规模和努力越大，百姓迎“贼”就越踊跃，“贼”也就越多。

　　而百姓投了贼，饷就更没处征了，相当于皇帝一个根本不能实现的空头政策为大明换来了更多的敌人和税基的永久消失。

　　人逃走了，地也荒了，官吏和军队的数目却越来越大，这就致使地方官更加严厉地催逼那些尚未逃走的农民，把他们也连带着逼跑。

　　官府的税费一征再征，却仍然严重拖欠军饷。

　　士兵们被迫卖命打仗，却又缺粮断饷，抢劫起来自然理直气壮，将校们碍于许多把官兵逼反的先例也不敢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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